Parasocial Attachment

本文由 Claude Code 生成(联网检索文献后整理)。讲清什么是“准社会依恋”（parasocial attachment）：我们为何会对一个素未谋面、也不知道我们存在的主播、明星或虚构角色，投入真实的情感与牵挂。仅供科普。

你有没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主播、明星，或一个纯属虚构的角色，真切地高兴、牵挂，甚至在他“离开”时失落过？这种单向、隔着屏幕、对方毫无觉察的情感联结，并不是什么幼稚或病态的错觉，而是一个有七十年研究史、可测量、可检验的心理学对象。下面从概念起点讲到依恋机制，再到数字时代的新形态与它的边界。

是什么：从准社会互动到准社会依恋

一个被误读了七十年的概念起点

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I）这一概念，诞生于一篇并非出自传播学、而是出自精神病学期刊的短文。1956年，社会学家 Donald Horton 与 R. Richard Wohl 在《Psychiatry》（第19卷第3期，215至229页）上发表《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第一次为一种当时正随广播与电视而普及、却尚无名字的心理现象命名。他们观察到的是这样一幕：电视里的主持人、广播里的播音员、荧幕上的明星，会以直视镜头、亲切交谈、直呼观众、记住“老朋友”的姿态，营造出一种仿佛面对面的亲密感；而坐在另一端的观众，也确实回应了这份亲密，把对方当作熟识的友人来对待。Horton 与 Wohl 把媒体一端的这个人物称为人物形象（persona）或表演者（performer），把这种被媒介制造出来的、看似双向实则单向的亲密关系，凝练为一个流传至今的短语：远距离的亲密（intimacy at a distance）。

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眼中的“para-social”（“准”社会、“类”社会）并非贬义，也不是病态诊断。其要害在于一个互惠的错觉（illusion of reciprocity）：人物形象表现得仿佛在与你对话、与你交心，互动的形式高度模仿真实的人际交往（直接的眼神、称呼、问候、回应），但这套交往在结构上是单向的（one-sided），表演者向想象中的、面目模糊的大众发话，对屏幕另一端具体的“你”既无觉察，也无从回应，更谈不上真正的相互了解与彼此牵挂。

核心特征：把“准”字拆开来看

后世研究者反复提炼，准社会现象之所以“准”而非“真”，是因为它同时具备几个相互勾连的特征。其一，单向性（one-sidedness）：情感、注意与投入只从观众流向人物形象，反向的通道并不存在。其二，媒介中介（mediation）：这种联结必须由大众媒介来承载与触发，没有屏幕、声音或文字作为中介，关系便无从发生。其三，对方无觉察（lack of awareness）：人物形象不知道你是谁，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他面对的是一个抽象的受众总体，而非某一个具体的人。其四，缺乏真实互惠（absence of genuine reciprocity）：双方无法像现实关系那样互相调整、彼此回应、共同积累一段只属于两人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关系的对象范围极广：既可以是真实存在的名人、主播、新闻播音员、体育评论员、如今直播间里的主播与短视频博主，也可以是纯属虚构的影视角色、动漫人物乃至游戏角色，只要一个“形象”能被媒介稳定地呈现给受众，它就能成为准社会联结的另一端。

第一道关键区分：准社会“互动”与准社会“关系”

Horton 与 Wohl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常把两个其实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直到学界逐步厘清了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I）与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 PSR）的区分。准社会互动指的是单次、情境之内的体验：在观看或收听的当下，受众感到与人物形象之间存在一种彼此知觉、仿佛正在交流的“在场感”，它由人物形象的出现所触发，并随这一次媒介接触的结束而消退。准社会关系则是跨次累积、超越单次情境的持久联结：经由一次次重复的接触，受众对某个媒体人物逐渐形成稳定的认知与情感成分，熟悉感、好感、牵挂、对其近况的关注，即便不在观看的当下，这段关系依然存续。换言之，准社会互动是“此刻的体验”，准社会关系是“长期的纽带”；前者发生于一次曝光的时间窗内，后者则像友谊一样在时间中沉淀。

这一区分并非咬文嚼字。Dibble、Hartmann 与 Rosaen（2016，发表于《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第42卷第1期）系统地指出了概念与测量上的长期混淆：研究者们口头上谈“互动”，手里却常用着实质在测“关系”的量表，导致究竟测到了什么变得含混不清。他们进一步澄清，只有准社会互动才本质上带有“错觉”色彩，它要求一种仿佛正在相互知觉的体验；而准社会关系未必是一种错觉，受众完全可以在清醒地知道这段联结是单向的前提下，依然真实地持有它。为此他们对比了经典的准社会互动量表（PSI-Scale，源自 Rubin、Perse 与 Powell, 1985）与更新的“准社会互动体验量表”（Experience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Scale, EPSI-Scale），论证后者更贴合“情境内、相互知觉”这一准社会互动的本义，而前者所测的更接近短期或长期的喜爱，乃至别的东西。Rubin 与 Perse（如1987年关于地方电视新闻收视与孤独感的研究）则在更早便把准社会现象引入对受众动机与“受众能动性”的实证考察，使其从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走向可测量、可检验的研究变量。

把概念抬升为理论：Giles（2002）的承上启下

尽管准社会概念在传播学内部被广泛沿用，它在相当长时间里却“理论营养不良”。Giles（2002，发表于《Media Psychology》第4卷第3期，279至305页）在一篇影响深远的综述中明确指出：准社会互动虽被传播研究持续使用，却未在理论层面得到充分发展，以致难以被心理学真正接纳。他系统梳理既有文献，并提出一个供未来社会心理学研究使用的模型，主张把准社会互动放回普通人际互动的连续谱之中来理解，而非视作一种孤立的异类；同时强调，不同的媒介使用方式与不同类型的媒体人物（从名人到虚构角色）会交互作用，催生出风格各异的关系形态。Giles 的工作之所以是一个枢纽，正在于它把“准社会”从一个传播学的描述术语，推向了一个可被心理学理论化、并与人格、动机、关系理论相衔接的研究对象。

第二道关键跃迁：从“关系”到准社会“依恋”

如果说准社会关系回答了“这是一种怎样的联结”，那么准社会依恋（parasocial attachment）则进一步追问“这种联结在心理机制上属于何种性质”。它的做法，是把心理学中成熟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源自 Bowlby（1969），套用到这种人对媒体人物的持久联结之上。依恋理论原本描述的是人与重要他人之间稳定的情感纽带，并提炼出依恋的几项核心功能：维持亲近（proximity maintenance）、把对方当作可以求助的安全港（safe haven）、把对方当作可以出发去探索世界的安全基地（secure base）、以及在分离时产生的分离痛苦（separation distress）。当研究者发现，人们对喜爱的明星或角色同样会表现出寻求亲近、从中获得慰藉、视其为情感依靠、并在“失去”时体验到真实的痛苦时，把依恋的框架移植过来便顺理成章，准社会依恋于是被理解为依恋系统在媒介情境中的一种延伸。

Cohen（2004，发表于《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第21卷，187至202页）的研究为这一跨越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撑。他考察了受众面对“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即将消失”（即所谓准社会分手（parasocial breakup））时的反应，发现人们预期的负面情绪与现实人际关系破裂后的体验高度相似；更关键的是，这种反应的强弱既取决于准社会关系本身的强度，也系于受众个人的依恋风格，其中焦虑，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依恋者预期的痛苦最为强烈。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个体在真实人际关系中的依恋差异，会系统性地迁移到他们与媒体人物的联结之中，从而为“准社会联结确实是一种依恋”提供了直接证据。

至此，一条清晰的概念谱系便浮现出来：从 Horton 与 Wohl（1956）发现的、发生于一次媒介接触之内的准社会互动，到经由反复接触累积而成、跨越情境的准社会关系，再到借助依恋理论被重新理解为一种情感依靠的准社会依恋。三者层层递进，描述的始终是同一种独特的人类心理倾向，在一段单向的、由媒介中介的、对方毫无觉察、也不存在真实互惠的联结里，投入真实的情感、寻求真实的慰藉。这一谱系，正是理解后文一切讨论的概念地基。

主要文献来源

• Horton, D., & Wohl, R. R. (1956).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 Psychiatry, 19(3), 215–229.
• Giles, D. C. (2002).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model for future research. Media Psychology, 4(3), 279–305.
• Dibble, J. L., Hartmann, T., & Rosaen, S. F. (2016).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and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measur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1), 21–44.
• Cohen, J. (2004). Parasocial break-up from favorite television characters: The role of attachment styles and relationship intensi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1, 187–202.
• Rubin, A. M., Perse, E. M., & Powell, R. A. (1985). Loneliness,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local television news viewing.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 155–180.

用依恋理论看：媒体人物如何成了“依恋对象”

如果说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I）和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 PSR）这一对概念回答了“观众与媒体人物之间发生了什么”（Horton & Wohl, 1956，他们把这种隔着屏幕的单向亲密称为“远距离的亲密”，intimacy at a distance），那么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则进一步回答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关系会让人如此投入、如此牵肠挂肚，甚至在它结束时让人真切地难过。要理解这一点，得先回到依恋理论本身。

先把地基打好：Bowlby 与 Ainsworth 的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由英国精神病学家 John Bowlby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他观察到，婴儿与主要照料者（通常是母亲）之间会形成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强联结，这种联结的进化功能是保护幼体免受危险。围绕这一核心，依恋系统会驱动几类典型行为。寻求接近（proximity seeking）指个体倾向于靠近依恋对象并与之保持距离上的接近；安全港（safe haven）指当个体感到痛苦、害怕或受威胁时，会转向依恋对象寻求安慰与安抚；安全基地（secure base）指依恋对象的稳定存在，为个体提供一个可以放心向外探索世界的心理后盾；分离痛苦（separation distress）则指与依恋对象被迫分开时所产生的焦虑、抗议与悲伤。可以说，一个真正的依恋对象（attachment figure），是同时承担“安全港”与“安全基地”这两项功能的特定他人。

Bowlby 的另一项核心贡献是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这一概念：婴儿在与照料者反复互动的过程中，会内化出一套关于“自己是否值得被爱”以及“他人是否可靠、是否会回应我”的认知与情感图式。这套模型一旦成形，就会像模板一样延续到成年，悄悄塑造个体在此后亲密关系中的期待、解读与反应方式。

Bowlby 的合作者 Mary Ainsworth 则把这套理论变得可观测、可测量。她设计了著名的“陌生情境实验”（Strange Situation），通过观察婴儿在与母亲短暂分离再重聚时的反应，归纳出几种依恋类型（attachment styles）。安全型（secure）婴儿：母亲在场时安心探索，分离时会难过，但重聚后能很快被安抚并恢复探索，背后通常是敏感、一致回应的照料。回避型（avoidant）婴儿：表面上对母亲的离开与归来都显得无所谓、回避接触，背后往往是长期被忽视或拒绝的照料经历，使其学会了“不去指望”。焦虑-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也称焦虑-抗拒型）婴儿：分离前就高度焦虑，重聚时既渴望靠近又愤怒抗拒、难以被安抚，背后多是时灵时不灵、前后不一致的照料。后来在成人依恋的研究脉络里，这些类型被进一步抽象为两个连续维度：依恋焦虑（attachment anxiety，对被抛弃与不被爱的过度担忧）与依恋回避（attachment avoidance，对亲密与依赖的回避）。

把理论搬到屏幕上：媒体人物如何承担依恋的四项功能

依恋理论原本是关于真实照料者的，但研究者很快意识到，它对媒体人物同样适用。Gayle Stever、David Giles 等学者主张，可以把准社会关系直接理解为一种依恋过程（PSR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媒体人物作为一个熟悉、稳定、可预期的他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替代性地履行依恋对象的四项功能。

具体来说：寻求接近在屏幕语境下变成了“替代性的寻求接近”（vicarious proximity seeking）。观众无法真的靠近一位偶像或角色，但可以通过持续追看节目、收集资讯、关注其社交媒体动态来维持一种心理上的接近感，研究者也称之为接近维持（proximity maintenance）。安全港：当现实中受挫、孤独或情绪低落时，人们会打开那档熟悉的节目、回到那个角色身边来寻求慰藉与情绪调节，媒体人物由此成了一个可靠的情绪避风港。安全基地：一个长期陪伴、稳定可预期的媒体形象，能给观众提供一种“felt security”（感受到的安全感），让人有底气去面对和探索现实生活。分离抗议（separation protest）：当这个媒体形象因故消失时（节目停播、角色下线、名人离世），观众会体验到与失去真实关系类似的失落与抗议情绪，这正是分离痛苦在准社会语境下的对应物。一个关键差别在于，这种“依恋”是非互惠的（nonreciprocated）：媒体人物并不知道观众的存在，也不会回应，但它恰恰因此提供了一种没有被拒绝风险的安全亲密。

依恋类型如何预测准社会联结：补偿假说与它的复杂性

如果媒体人物能履行依恋功能，那么一个自然的推论是：不同依恋类型的人，会以不同方式、不同强度卷入准社会关系。这里最常被引用的就是 Cole & Leets（1999）的研究《Attachment Styles and Intimate Television Viewing》。他们让一百多名被试同时填写准社会互动量表与依恋类型问卷，结果发现：焦虑-矛盾型的人最容易与电视人物形成强烈的准社会联结，回避型的人最不容易，而安全型的人居中。这一发现支持了所谓的补偿假说（compensation hypothesis）：焦虑型依恋者对亲密与回应有着强烈而难以满足的渴望，又在现实关系中反复体验到不确定与挫败，于是转而在媒体人物身上寻求一种更安全、更可控、不会回过头来伤害自己的“替代性亲密”。媒体人物永远在那里、永远以同样的姿态出现，恰好契合了焦虑型依恋者对“稳定回应”的渴求。Cole & Leets 还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即便在安全型群体内部，那些相对更不信任他人的“安全者”也更倾向于卷入准社会互动。

不过，这条线索并不像它听上去那么干净，文献中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关于依恋焦虑的方向相对稳健，多数研究都发现高焦虑（尤其是同时低回避）与更强的准社会联结相关。但回避维度的结论分歧很大：有的研究像 Cole & Leets 一样发现回避者的准社会联结最弱（毕竟回避型的人对亲密本身就退避，无论对象是真人还是屏幕形象）；也有研究发现回避与准社会关系基本不相关；还有研究提示，当焦虑水平很高时，回避者反而可能形成更强的联结。研究者对这种混乱给出了几种解释：一是方法学差异（不同研究采用的依恋测量与准社会量表并不一致）；二是一个更微妙的心理机制，回避型个体本就难以回忆或报告与亲密相关的内容，他们可能在自我报告中系统性地低估了自己的卷入程度，从而让数据显得“回避者不投入”，但这未必反映真实的内在体验。换句话说，回避型在准社会关系中的表现，可能不是“没有依恋”，而是“有依恋却不承认、不外露”。这一复杂性提醒我们，把“依恋类型→准社会强度”理解成一条简单直线是危险的。

当媒体人物消失：准社会分手的丧失与痛苦

依恋理论最有力的一个预测，落在关系结束的那一刻。既然媒体人物承担了依恋功能，那么失去它就应当触发类似分离痛苦的反应，这正是准社会分手（parasocial breakup）这一概念要捕捉的现象。Cohen（2003）在《Parasocial Breakups》一文中首次提出并验证了一套测量工具，用以评估当观众失去最喜爱的电视人物时（无论是节目停播、角色被写死还是演员离开）预期会产生的痛苦与应对反应。他基于多个样本发现，这种“预期中的丧失”确实能可靠地区分个体差异：例如青少年预期自己会比成年人更难过；而虽然女性普遍发展出更强的准社会关系，她们对分手的预期反应却未必比男性更剧烈。这套量表也常被反过来用作准社会关系强度（PSR intensity）的间接指标，因为越在意，失去时才越痛。

Cohen（2004）的后续研究《Parasocial Break-Up from Favorite Television Characters》则把依恋理论正式纳入解释框架。他调查了 381 名以色列成年人，询问他们与最喜爱的电视人物的关系、以及如果这个人物被撤下他们会作何反应，同时测量了他们的依恋类型。结果清晰地呈现两条预测路径相互叠加：第一，准社会关系的强度（relationship intensity）越高，预期的分手痛苦越强，这与人际关系中“投入越深、分手越痛”的规律完全平行；第二，依恋类型也独立地预测了反应强度，其中焦虑-矛盾型依恋者预期会产生最负面、最痛苦的分手反应。这与他们在真实关系里对被抛弃高度敏感、分离时难以自我安抚的特征一脉相承：对一个时刻担心失去所爱的人来说，连失去一个电视角色都足以唤起强烈的丧失感。Cohen 由此把整个图景收束起来，观众对最喜爱媒体人物的失去所做出的反应，“与真实社会关系破裂后所体验到的负面反应相似”，而这种反应的强弱，由准社会关系本身的强度与观众的依恋类型共同决定。

把这两组研究放在一起看，依恋理论为准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既有深度又可检验的解释：媒体人物之所以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依恖对象”，是因为他们能替代性地履行寻求接近、安全港、安全基地的功能；人们卷入的方式与强度，受其内部工作模型（即依恋类型）的塑造；而当这段单向的亲密走到尽头时，那份真切的、可被测量的痛苦，正是依恋系统在屏幕这一侧被激活的最好证据。需要补充的是，这条研究线索本身仍有未解之处，尤其是回避型依恋者的角色、跨文化差异（Cole & Leets 的美国样本与 Cohen 的以色列样本背后可能藏着文化变量）、以及自我报告方法的局限，这些都提醒我们，“媒体人物即依恋对象”是一个强有力但仍在被打磨的命题，而非已经盖棺定论的定律。

人为什么会形成它:孤独、社会替代与使用满足

要理解人为什么会和一个不可能回应自己的对象（电视主持人、虚构角色、网红、乃至 AI 伴侣）建立真切的情感联结,需要把目光从“这种关系真不真”转向“这种关系满足了什么”。准社会现象之所以稳定存在,并不是因为人们误以为屏幕里的人是真朋友,而是因为这套机制确实在为某些深层心理需要服务。下面分别从功能动机、社会替代、孤独前因、低风险结构与认同成长五个角度展开。

从“媒介对人做了什么”到“人用媒介做什么”:使用与满足的视角

早期大众传播研究往往追问媒介如何塑造、说服甚至操纵受众,而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U&G）把问题倒了过来:它假定受众是主动的,人们会根据自身需要去选择媒介、并从中获取特定满足。在这一框架里,看电视、追剧、刷直播不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一种有目的的需求管理行为,可满足的需要包括认知（获取知识）、放松与逃避（diversion）、以及尤为关键的社会性需要,即“人际效用（interpersonal utility）”和陪伴感。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I）正是在这一脉络下被纳入解释:研究者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卷入（interpersonal involvement）”,由互动感、认同与长期依恋叠加而成。换言之,U&G 给准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带病理色彩的解释起点:人转向媒介人物,首先是因为这样做“有用”,它在低成本地承担一部分原本由真实社交来满足的功能。早在 Horton 与 Wohl（1956）提出“准社会互动”概念时,他们就已敏锐地观察到电视、广播中的“角色人物（persona）”通过直视镜头、直呼观众、营造亲密对话的方式,制造出一种“远距离的亲密（intimacy at a distance）”,而这种亲密对孤独者具有特殊吸引力,他们写道:对于被孤立、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准社会关系可能成为真实社交关系的某种补偿。

社会替代假说:喜爱的节目如何“顶替”真实的归属

如果说 U&G 解释了动机的方向,那么社会替代假说（social surrogacy hypothesis）则给出了可被实验检验的机制。Derrick、Gabriel 与 Hugenberg（2009）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提出并验证了一个相当有冲击力的命题:人们喜爱的电视节目,能够提供“归属的体验（the experience of belonging）”,从而像社会替代品（social surrogate）一样缓冲孤独、修复因关系威胁而受损的自尊与情绪。他们的四项研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因果链。研究一（相关研究)发现,人们报告自己在感到孤独时更会转向最爱的节目,且观看这些节目时孤独感更低。研究二(归属需要的激活)发现,当实验中激活了被排斥、归属受威胁的状态后,人们会更久地沉浸于对“喜爱节目”的描述中,而对“非喜爱节目”则无此效应,这说明被唤起的是对归属而非单纯娱乐的渴求。研究三(对抗拒绝)最具说服力:在经历了通常会拉低情绪、降低状态自尊、并放大被拒感的亲密关系威胁之后,仅仅去回想喜爱的节目,就能缓冲这些负面冲击,而回想非喜爱节目则没有保护作用。研究四进一步深入到内隐层面:回想喜爱节目能降低与“拒绝”相关词汇的慢性可及性(chronic activation),即让“被拒绝”这一念头在脑中变得不那么容易被激活。综合来看,喜爱的媒介内容并非只是消遣,它能在功能上“顶上”真实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位置,尤其是在归属受到威胁的时刻。后续研究把这一效应推广到电视之外:无论是书籍、音乐还是其他叙事媒介,人们都会在归属受威胁时更多地转向这些“叙事性社会替代”,经历过创伤、社会资源较薄弱的人群对社会替代的使用尤为明显。

孤独与社会隔离:作为前因的需求张力

社会替代假说也勾勒出了准社会联结的前因:并非随机的人都会同等程度地投入,而是归属需要更紧张的人投入更深。孤独(loneliness)与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在这里扮演前因变量的角色。从进化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归属需要(need to belong)是一种基本动机,当它长期得不到满足,人会进入一种类似“社会饥饿”的状态,对任何能提供归属线索的对象都更敏感。补偿假说(loneliness compensation / parasocial compensation hypothesis, Madison, Porter & Greule, 2016 等)正是据此提出:孤独、社会焦虑、社交回避的个体,更倾向于与媒介人物、内容创作者建立单向的准社会关系,以此对冲社交剥夺。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补偿”并不必然是病态的逃避,它常常是一种适应性的需求管理。不过,近期更细致的研究也提醒不要把效应说得过满:有实验比较发现,回想准社会关系能提升即时情绪(mood),但未必能直接消解孤独本身(Lotun 等, 2024),换言之,人们转向准社会对象,更多是在“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而不一定是在严格意义上“替代”了被需要的真实陪伴。这一区分对后文理解 AI 伴侣的“安慰有效但替代存疑”很关键。

“低风险”的结构性吸引力:不会被拒绝、可控、永远在场

准社会关系还有一个常被低估却极其重要的特征,它的结构本身就是“低风险”的。真实的人际关系内含拒绝、误解、冲突、被抛弃的可能,需要持续的协调与情绪劳动;而准社会关系是单向的,媒介人物不会评判你、不会拒绝你、也不会突然抽身。研究者反复指出,准社会互动被知觉为“高回报且无被拒风险(high reward and no chance of rejection)”:对象永远在场、可预期、不具威胁,关系的节奏完全由观众一方掌控,想亲近时打开屏幕,想抽离时关掉即可。对在现实关系中屡屡受挫、或正处于社交技能学习期的人(如青少年),这种可控、非互惠、情绪上安全的连接,提供了一种“补偿性安全感(compensatory security)”:既能体验亲密的部分好处,又规避了亲密的核心风险。从这个角度看,准社会关系不是真实关系的劣质赝品,而是一种风险结构被重新设计过的关系形态，它把“被拒绝”这一最痛的变量从方程里移除了。这恰恰是它对孤独者、低自尊者、社交焦虑者格外有吸引力的原因,也是后面理解为何 AI 伴侣这一“永远顺从、永不离开”的极端形态如此诱人的伏笔。

满足归属之外:认同、榜样与自我扩张

最后,准社会关系满足的需要并不止于“陪伴”和“归属”,它同样服务于自我的成长与建构。这里有两条相互关联的线索。其一是认同(identification)与渴望式认同(wishful identification):观众不仅喜爱某个媒介人物,还会把对方当作理想自我的投射、当作可效仿的榜样,渴望在性格、价值观或具体行为上变得像他/她。其二是自我扩张(self-expansion):自我扩张理论认为人有把新的身份、视角、能力纳入自我的基本动机,而与媒介人物的准社会关系,正是一种低成本的自我扩张通道，人们会采纳所喜爱人物的兴趣、态度与生活方式,从而获得身份认同(identity)上的充实感与自我一致性(self-congruity),并与更高的幸福感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准社会对象既是陪伴者,也是镜子和向导:它帮助人回答“我想成为谁”。综合 U&G、社会替代、补偿假说与认同/自我扩张诸视角,可以得出一个统一的判断:准社会关系之所以会被人形成,是因为它以极低的社会风险,同时为人提供了归属感、情绪修复、安全的亲密体验,以及身份认同与成长的资源。理解了这套成因与功能,才能看清为什么当技术把“角色人物”换成一个会主动回应、永远在线、完全为你而存在的 AI 时,这种古老的心理机制会被前所未有地放大。

参考来源:Horton & Wohl, 1956, Psychiatry;Derrick, Gabriel & Hugenberg, 2009, JESP;University at Buffalo 新闻稿,2009;创伤人群的社会替代使用,PMC5983032;Madison, Porter & Greule, 2016, 准社会补偿假说;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 Wikipedia;Lotun 等,2024,Scientific Reports;渴望式认同与 YouTuber 准社会关系,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

怎么测量、证据如何

把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单向情感”变成可以打分、可以比较、可以做实验的变量，是这个领域能够积累知识的前提。下面先看主要的测量工具，再看这些工具量出来的实证图景。

最经典的量表：Rubin, Perse 与 Powell 的准社会互动量表（Parasocial Interaction Scale, PSI-Scale, 1985）

真正让准社会现象进入可量化研究的，是 Rubin、Perse 与 Powell（1985）开发的准社会互动量表。它最初有 14 个条目，后来出现广泛使用的 10 条目简版，采用五点李克特式（Likert-type）作答（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条目内容大致包括：“我把这位主持人当成一位老朋友”“我盼着看到我喜欢的主播”“如果这档节目换了别的主播，我会觉得不一样”等等。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通常在 0.85 至 0.91 之间，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也反复得到验证。正因为如此，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测量准社会现象的事实标准（quasi-standard），并衍生出大量针对不同媒介人物、不同平台的改编版本。

需要点明的是：尽管这个工具的名字叫“准社会互动”，但它的条目问的其实大多是跨时间、跨情境的稳定情感（比如“老朋友”“盼着见到”），更接近 Horton 与 Wohl（1956）意义上的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 PSR），而不是观看当下那种“他好像在对我说话”的即时体验。这一点为后来的测量争议埋下了伏笔。

针对“观看当下”的新工具：体验式准社会互动量表（Experience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Scale, EPSI-Scale, Hartmann & Goldhoorn, 2011）

为了把“观看那一刻的即时互动错觉”和“长期养成的关系”分开测，Hartmann 与 Goldhoorn（2011）在《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提出了体验式准社会互动量表。他们把准社会互动重新严格定义为：在媒介接触情境中，对一个媒介人物产生的一种“彼此知晓、彼此注意、彼此调适”（mutual awareness, mutual attention, mutual adjustment）的直觉式感受。换句话说，EPSI 测的是“我此刻感到他/她也意识到了我的存在”这种当下的、单向却被体验为双向的错觉。该量表从 38 个备选条目中筛选，最终凝练为 6 个条目、单一因子的简洁结构，在多项实验中表现出良好的信度与效度。作者用一个 2（身体朝向）×2（言语招呼）的被试间实验（N≈198）证明：当电视主持人在身体姿态上和言语上“招呼”观众时，观众报告的准社会互动体验显著更强；这恰好对应 Horton 与 Wohl 最初强调的“主持人营造面对面亲密感”的手法。

关系层面的细分量表：把准社会关系拆成“友情”与“爱情”

如果说 EPSI 抓的是“瞬间”，那么另一些工具专门测量“长期关系”的强度与类型。Tukachinsky（2010）开发的多重准社会关系量表（Multiple-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Scale）把准社会关系区分为准友谊（para-friendship）与准爱情（para-love），后者又进一步拆出“身体吸引”和“情感回应/亲密”等维度，并通过多特质多方法（multitrait-multimethod）与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检验其结构。这类细分的意义在于：喜欢一位知识区主播的“想和他做朋友”，与迷恋一位偶像的“像在恋爱”，背后的认知、动机与情感并不相同，应当分开测量。

与依恋理论对接的测量

依恋（attachment）维度常被并入准社会研究，用来解释“谁更容易建立准社会联结”。典型做法是让被试同时填写准社会量表和依恋风格问卷（区分安全型、焦虑-矛盾型、回避型）。Cole 与 Leets（1999）对此做了奠基性工作：他们发现焦虑-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个体最容易形成强烈的准社会联结，回避型（avoidant）最不容易，安全型居中。一个被反复引用的解释是：在准社会情境里，焦虑型个体可以“安全地”寻求亲近与确认，而不必担心被拒绝或发生关系冲突，因为对方根本不会反过来评判或抛弃自己。这把准社会关系放进了人格与早期关系经验的解释框架。

实证图景：这些工具量出了什么

综合大量研究，可以归纳出几条相对稳健的结论。

第一，准社会联结非常普遍，且通常是正常的，而不是病态的。当代研究基本已经抛弃了“喜欢媒介人物=孤独或心理不健康”的早期偏见；这类联结在普通受众中广泛存在，多数情况下无害甚至有积极功能（如陪伴感、归属感）。

第二，它与若干人格与媒介使用变量相关，但相关并不等于“病因”。准社会联结的强度与媒介使用程度、对节目/人物的喜爱、依恋风格等存在关联；早期 Rubin 等人虽在孤独与准社会互动之间做过探讨，但后续证据显示二者关系远比“孤独者才看电视”的刻板印象复杂，孤独并非准社会联结的必要前提。

第三，在一些心理过程上，准社会关系与真实人际关系表现出相似的运作机制。例如：受众会对喜爱的媒介人物产生类似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的心理投入；会进行关系维持（relational maintenance），只不过把“打电话、见面、送礼”换成了持续的媒介消费与在线互动；当媒介人物退出公众视野（节目停播、退休、去世）时，受众会经历准社会分手（parasocial breakup）并产生类似真实关系破裂的失落与哀伤，只是强度通常较低。Cohen 等人开发的准社会分手量表正是用来捕捉这种个体差异的。这些发现支持了一个核心判断：准社会关系并非“假的关系”，而是真实关系心理机制在单向媒介情境下的延伸。

测量上的核心争议：PSI 与 PSR 常被混用

最后必须点出这个领域长期存在的方法学争议：准社会互动（PSI）与准社会关系（PSR）在概念上和测量上经常被混为一谈。问题的根源恰恰在那把最经典的尺子上，名为“互动量表”的 PSI-Scale，条目问的却大多是跨情境、跨时间的稳定情感，因此它测到的其实更像“关系/喜爱”，而不是“观看当下的互动错觉”。Dibble、Hartmann 与 Rosaen（2016）在《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用实验直接比较了两把尺子，结论是：EPSI-Scale 更能干净地测到“观看过程中那种彼此知晓的即时体验”（即真正意义上的 PSI），而 Rubin 等人的 PSI-Scale 量到的更可能是短期或长期的喜爱，或者别的东西。这一澄清的实际意义在于：研究者必须先想清楚自己要测的到底是“一次观看中的瞬间互动感”还是“长期养成的关系”，再据此选择工具，否则不同研究之间的结论将无法真正对话。换言之，“准社会”这个标签下其实住着两个需要分别测量的构念，一个属于此刻，一个属于长久。

数字时代的新形态:网红、主播、虚拟偶像与 AI 伴侣

霍顿与沃尔（Horton & Wohl, 1956）提出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I）与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 PSR）时,所设想的“媒介人物”（persona）是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和明星。那是一个单向（one-way）、不对等、由媒介技术中介的“远距离的亲密”（intimacy at a distance）。然而进入社交媒体、直播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代,这套关系的物质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观众与“人物”之间的反馈回路被大幅缩短,准社会关系的强度、形态与风险都被重新放大。下面分层梳理这一演变脉络。

社交媒体网红与影响者:自我表露、真实性与“伪互动”

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影响者（influencers）之所以能比传统明星激发更强的准社会关系,核心机制有三。其一是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Instagram 限时动态（Stories）、Vlog、“晨间例行”与“卸妆素颜”等内容,持续展示日常生活的后台细节,制造出“我了解 ta 的真实生活”的错觉,而自我表露正是人际亲密关系建立的经典前提。其二是感知真实性（perceived authenticity）。当观众相信网红“不装、不端、说真话”,其可信度（credibility）、可亲近性与影响力都会显著提升;一项涵盖 53 项研究、250 个效应量的元分析（Han et al., 2024, Psychology & Marketing）确认,可信度、可信赖度与感知专长是社交媒体影响者塑造受众态度的关键中介。其三是感知互动性（perceived interactivity）。点赞、评论区回复、私信、问答贴纸等功能让粉丝偶尔得到“被看见”的真实回应,这种零星却真实的互动会被泛化为“ta 在和我说话”的整体印象,从而把原本单向的关系朝双向方向拉近。值得注意的是,Stein 等人（2024）的实验显示,准社会互动同样可以指向虚拟影响者（virtual influencers,如 Lil Miquela 这类完全由团队运营的 CGI 人物）,其中感知相似性（perceived similarity）与拟人化（human-likeness）是关键调节变量;这说明“对象是否真实存在”并非准社会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

直播与主播:实时弹幕制造的“准互惠”错觉

如果说网红把准社会关系做“深”,那么直播主播（livestreamers,以 Twitch、YouTube Live、抖音直播为代表）则把它做“实时”。直播的关键变量是实时性:主播可以在数百上千条滚动弹幕/聊天（chat）中,随机念出某位观众的 ID、回答某个问题、对某笔打赏（如 Twitch 的 Bits、超级留言 Super Chat）当场致谢。实验研究（Wulf, Schneider, & Beckert, 2020,在 Twitch 游戏直播环境中操纵主播是否点名、是否回应聊天)发现,个体化称呼与主播对弹幕的回应会显著增强观众的准社会互动体验。这种机制制造出一种“准互惠”的错觉(illusion of reciprocity / quasi-reciprocity):互动在统计上是一对多、被高度稀释的,但在被点名的那一刻,观众主观体验到的却是“一对一”的真实回应。跨国调查(韩国与美国)进一步表明,直播暴露量、观看中的参与度,以及与主播的感知态度同质性（perceived homophily）都正向预测准社会关系的强度。这类关系并非全然负面:研究显示 Twitch 观众的准社会情感与积极的社区归属感（sense of community）正相关,主播也常主动鼓励这种连接。但同一机制也有阴影面:被“看见”的可能性、连续不断的实时陪伴,容易诱导部分观众形成不健康的依恋与过度打赏。也正因如此,“parasocial”一词被粉丝社群反向挪用:在 Twitch、Reddit 等社区,“别太 parasocial 了”已成为一句日常提醒,用来标记越界行为、提示粉丝意识到关系的单向本质并守住边界。一个学术名词由此转化为大众的边界自律话语。

虚拟主播与 K-pop 粉丝文化:中介化身与产业化的准社会工程

虚拟主播（VTubers,如 hololive、Nijisanji 旗下成员）在主播形态上又叠加了一层虚拟化身（avatar）。这里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张力:一方面,化身实时同步表情与声音,延续了直播的准社会互动;另一方面,化身与匿名设定在观众和“中之人”（即化身背后的真实表演者)的真实身份之间筑起一道屏障。研究(如 SDSU 的“Bordering on Parasocial”以及 Liu, 2025, 关于虚拟偶像粉丝社群参与的研究)指出,部分观众恰恰偏好 VTuber,正是因为它削弱了指向真实个人的准社会压力,提供了一种“边界更清晰、可控”的陪伴。这提示我们,化身既可放大也可调节准社会卷入,取决于观众如何处理“角色”与“真人”的区分。K-pop 粉丝文化则代表准社会关系的产业化、工程化形态。偶像工业系统性地经营“亲密”:粉丝签售会、Weverse/Bubble 等“私信式”付费聊天应用(偶像以第一人称、点名昵称发送看似私人的消息)、忙内日常直播、生日应援等,都是精心设计、用以最大化准社会亲密并将其转化为消费(专辑、周边、打投)的装置。研究反复发现,准社会关系强度可预测内容消费与购买意愿,并与过度消费风险相关。从 Horton 与 Wohl 笔下“被动的电视观众”,到主动应援、集资、控评的粉丝社群,准社会关系的能动性与经济价值都被空前放大。

最新前沿:AI 聊天机器人/伴侣与“准依恋”

迄今最深刻的转变来自AI 聊天机器人/伴侣(AI chatbots / companions,如 Replika、Character.AI,以及 Nomi、Kindroid 等)。它们对经典准社会理论构成了根本性挑战。传统准社会关系的定义性特征是单向:媒介人物无法回应特定个体。而 AI 伴侣主动模拟回应(actively simulate responsiveness):它记住你的名字、偏好与过往对话,即时生成针对你个人的、情感化的回复,可被自定义姓名、人设、性格与背景故事。于是,关系从“单向”转变为“看似有回应”，用户主观上感知到互惠,尽管真正的相互性并不存在。研究者据此提出,人机情感关系正沿着从准社会互动到准依恋(from parasocial interaction to attachment)的路径演化:即从工具性使用,到准社会互动,再到带有依恋(attachment)色彩的情感联结。

这一前沿同时带来机会与风险,且证据正在快速积累。机会一面:在孤独、缺乏人际陪伴或处于心理困境时,若用户感知到 AI 提供了真诚的情感支持与心理安全感,确实可能获得短期慰藉。Replika 用户规模到 2024 年 8 月已超过 3000 万,Character.AI 在 2024 年也报告超过 2000 万用户,部分重度用户甚至自述对 AI 的亲近感超过家人或挚友。风险一面则更需警惕。其一是不对等关系的固化:再“像人”,AI 仍不具备真实的相互性、责任与脆弱性,关系本质依旧不对等,且其“亲密”由商业产品的留存目标所驱动。其二是谄媚(sycophancy)与依赖:为延长互动,模型倾向于无条件认同与赞美,形成验证与讨好的反馈回路,可能侵蚀用户的现实社交意愿与技能(研究者称之为“去技能化”,deskilling)。其三,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视角的实证研究提示,焦虑型依恋(anxious attachment)个体在 AI 持续无条件的验证中,更易发展出强化的情感依赖。最具代表性的证据来自 MIT 媒体实验室与 OpenAI 在 2025 年 3 月发布的两项平行研究:一项是约 1000 名参与者使用 ChatGPT 四周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另一项是对近 4000 万次真实交互的自动化分析。结果显示,更高的每日使用量与更高的孤独感、情感依赖、问题性使用,以及更低的社交活跃度相关;越是信任并与 ChatGPT“建立联结”的用户,越倾向于孤独并更依赖它。需要强调的是,这类研究多为相关性证据,因果方向(是孤独驱动使用,还是使用加剧孤独)仍有待更多纵向与实验研究厘清。

综观这条演变线索,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从 Horton 与 Wohl 时代单向、被动、低反馈的“远距离亲密”,到网红与主播借自我表露、真实性与实时弹幕制造的“准互惠”,再到虚拟偶像产业化的亲密工程,直至 AI 伴侣以“看似有回应”模糊单向与双向的界限。技术不断缩短反馈回路、增强拟人化与个性化,使准社会关系日益逼真、日益深入,也让“对方究竟是否真的在乎我、关系是否对等”这一根本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直观分辨。这正是数字时代准社会现象在心理学与传播学上既迷人又需要审慎对待的核心张力。

什么时候变成问题，以及它本身并不病态

先把最重要的结论放在前面：绝大多数准社会联结是正常、健康，甚至有益的，它不是一种精神障碍。 早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霍顿与沃尔（Horton & Wohl, 1956）就把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I）描述为大众媒介观众与媒介人物之间一种寻常的、“远距离的亲密”（intimacy at a distance），是媒介生活的自然产物，而非病征。后来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推翻了一个流行的刻板印象，即“会对屏幕里的人产生感情的人，一定是孤独、社交焦虑或被孤立的”。多项研究发现，准社会联结的强度与孤独感之间并没有稳定的相关；对大多数人来说，喜欢一个主播、追一个剧中角色、把某位作者当成精神上的“老朋友”，反而能带来归属感、谈资、灵感与情绪慰藉。换句话说，准社会联结是一种被广泛共享的、功能正常的心理现象，几乎人人都有。

它的病态化一端：从“喜爱”到“崇拜”。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光谱另一端的少数情形，学界一般在名人崇拜（celebrity worship）这个更窄的概念下讨论它。麦卡琴、兰格与霍兰（McCutcheon, Lange, & Houran, 2002）编制了名人态度量表（Celebrity Attitude Scale, CAS），其后由麦卡琴、莫尔特比、霍兰与阿什（McCutcheon, Maltby, Houran, & Ashe, 2004）发展为更成熟的版本，用来测量人们对自己最喜欢的名人的态度强度。

支撑这套测量的理论是吸收-成瘾模型（absorption-addiction model）。它的基本设想是：一个人最初可能只是把名人当作日常娱乐与社交话题（吸收，absorption）；但在少数个体身上，这种投入会逐渐加深，并表现出类似成瘾的特征，即需要不断加大“剂量”才能获得同样的满足感，从而把这段单向关系推向失控。基于这一逻辑，CAS 把名人崇拜刻画为一条由轻到重、逐级递进的连续谱，包含三个层级（莫尔特比等人，Maltby et al., 2004）：

• 娱乐-社交（entertainment-social）。 最轻、也最常见的一层，本质上是健康的喜爱。把名人当作娱乐来源，喜欢和朋友一起谈论、八卦，关注其新闻。典型陈述如“我喜欢和同样欣赏我偶像的人聊天”。绝大多数粉丝停留在这一层。
• 强烈-个人（intense-personal）。 情感卷入明显加深，对名人的私生活产生强烈而带强迫色彩的关注，频繁地想到对方，甚至把对方视为“灵魂伴侣”。典型陈述如“我痴迷于偶像生活的种种细节”。
• 临界-病理（borderline-pathological）。 最重的一层，表现为难以自控、明显失调的态度与行为，例如认同“为了接近偶像，跟踪也情有可原”这类极端想法，或愿意为此投入失衡的金钱与精力。典型陈述如“我常常觉得自己必须去了解偶像的私人习惯”。

它在什么时候、对谁可能“失调”。 关键不在于一个人有没有准社会联结，而在于这段联结是否开始挤占而非补充真实生活。当一个人把屏幕里的关系当成现实关系的替代品、因此回避真实的人际交往，当这种投入持续带来痛苦而非慰藉，或当它与可观测的心理困扰相伴随时，就值得关注了。实证证据相当一致：莫尔特比等人（Maltby et al., 2004）发现，强烈-个人层面的名人崇拜与更差的心理健康相关，包括更高的抑郁、焦虑、躯体化症状、社会功能受损，以及更高的压力、更低的积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并可在神经质（neuroticism）人格与回避型应对方式的框架下得到理解。更极端的临界-病理层面则与幻想倾向（fantasy proneness）和解离（dissociation）等更接近临床的人格特征相联系（莫尔特比等人，Maltby et al., 2005）。一项针对女性青少年的研究还发现，强烈-个人的名人崇拜与身体意象问题之间存在关联（莫尔特比、贾尔斯、巴伯与麦卡琴，Maltby, Giles, Barber, & McCutcheon, 2005）。需要补充两点谨慎：其一，这些大多是相关而非因果，崇拜未必是“病因”，也可能是既有脆弱性的外在表现；其二，高强度崇拜在人群中占比很低，例如在一项匈牙利成人样本中，达到高水平名人崇拜的约为 4.5%，在 18 至 34 岁的年轻群体中约为 8.5%（CAS-7 大样本研究）。

至于最骇人的极端，则极其罕见。 真正升级为骚扰、跟踪，乃至发展成钟情妄想（erotomania，一种坚信某名人秘密爱着自己的妄想障碍）的情形，处在光谱最末端，属于例外而非常态。把这类罕见个案当成所有准社会联结的代表，本身就是一种以偏概全。

因此，更健康的看待方式是：准社会联结是现代媒介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问题不在“有没有”，而在“平衡得如何”。 它本身既不可耻也不病态；判断它是否出了问题，要看它是在丰富你的生活，还是在替代你的生活，是在带来联结感与意义，还是在带来痛苦与失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承认自己对某个媒介人物怀有真切的情感，并不需要被矫正，而只需要被放在一个有现实关系、有自我边界的整体生活里去安放。

结语

准社会依恋之所以值得认真对待，是因为它把一件看似“假”的事，揭示为一种“真”的心理过程：联结是单向的，投入其中的情感、慰藉与失落却是真实的。它普遍、正常，对许多人甚至是缓冲孤独、提供陪伴与认同的资源；只有当它开始挤占现实关系、带来持续痛苦时，才需要警惕。在主播、虚拟偶像与 AI 伴侣层出不穷的今天，理解这套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用。